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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in下载官方网站」成为李敖:一个台湾知识人的20世纪时间场

2020-01-05 08:16:18 阅读量:1901
  

 

「bbin下载官方网站」成为李敖:一个台湾知识人的20世纪时间场

bbin下载官方网站,李敖成名于上世纪60年代初的台湾文坛,活跃于舆论场中心近50年之久;这既是个人“野蛮生长”的结果,亦源自20世纪台湾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和思想潮流的塑造。在激进主义与保守势力、传统与现代、大中华理念与政治偏安、思想独立与消费主义等一系列力量的激烈碰撞之下,独一无二的李敖终于横空出世。

文 | 刘怡

2005年9月28日,李敖在结束重返祖国大陆的“神州文化之旅”后,于香港出席新闻发布会2005年9月

1949年5月12日傍晚,5649吨的“中兴号”客轮长鸣汽笛,缓缓靠上台湾基隆港1号混凝土码头。据上海地方志办公室主编的《沿海运输志》记载,1946年11月才从美国购进的“中兴号”,拥有当时国内少见的无线电音乐放送装置、带钢琴演奏的休息室和八人一间的独立盥洗室,仅内部装修就花去法币6亿元,因此成为众多国民政府高级军政人员转赴台湾的首选交通工具。但对挤在露天甲板上的14岁少年李敖及其8位家人来说,这实在是一段毫无愉悦可言的航程:上海解放在即,他们已将房产低价抛售,把全部家当换成了不到9两黄金,与上千名难民一起仓皇逃往陌生的小岛台湾。而类似的迁徙之旅,在12年里已经是第三次。

1937年初,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以中学校长身份在伪满洲国从事地下抗日活动的李敖之父李鼎彝,由于组织关系遭到破坏,被迫举家南迁至北平。其时李敖尚不满两周岁。抗战烽火燃烧至关内后,李鼎彝一度奉命打入华北伪政权,出任太原市禁烟局长。谍报工作的业绩虽不煊赫,却奠定了他追随国民党“正统”政权的基调。李敖在北平结束小学以及初一第一学期的学业后,于1948年冬随父亲南逃至上海,未及半年又登船再趋台湾。其时仓促赴台的前军政人员与中小知识分子,数量多如牛毛。李鼎彝虽得官场旧交的帮衬,也只勉强觅得台中第一中学中文科教师一职,收入有限,家计每每入不敷出。据李敖日后回忆,其时全家9口人被迫蜗居在一间面积30多平方米的木制宿舍内,“充满了穷困与灰暗”,直到整整13年后始获乔迁。

与经济上的困顿相伴随,政治上的前途不定更是其时笼罩在整个台湾知识界上空的巨大阴影。朝鲜战争爆发之后,解放军渡海而来的警报暂时被解除;国民党政权经过大刀阔斧的“改造运动”,似乎又续上了偏安一隅的底气。然而蒋介石将内战失利的原因归咎于党内凝聚力不足,企图以特务机关为工具,全面强化对执政集团内部以及民间社会的多维度控制。蜂拥来台的军政人员和党务官僚,有相当一批被就此投置闲散,“终日书空咄咄,逢官必骂”,对当局充满怨气。据著名报人、“立法委员”卜少夫回忆,其时来台诸公对“反攻大陆”早已丧失信心,遂移情于麻将、酒家,“今朝有酒今朝、狂歌当哭的场面不时出现”,一派消沉气象。

大学时代的李敖在台北郊外的碧潭风景区

赴台之时的李敖,虽然仅是初中生的年纪,但因为少年早慧,已经通读过《中山全书》、自由派杂志《观察》以及苏联作家革拉特坷夫的长篇小说《水泥》。就读于台中一中期间,他终日徜徉于学校图书馆,高中一年级即撰文推崇美国杜威的“进步教育”理念。因为反感台湾暮气沉沉的中学教育制度,整个高三李敖几乎都在家中自学,1954年以同等学力考入台湾大学法律系,未几因兴趣不合而休学,重考台大历史系。但最初的新鲜感过后,他又认为大部分来台学者的“荒谬迂腐已经到了不成样子的地步”,于是复又“自由自在自己读书”。直至1963年以休学方式离开台大历史系研究所,李敖始终未曾取得任何正式文凭,实属异数。

在1973年出版的文集《传统下的独白》中,李敖曾总结过自己青少年时代的心理状态:对传统的伦理教育感到极度不耐烦,认为这类教育只能滋生“乡愿、好好先生、和事佬以及等而下之的巧色之徒、巧宦、走狗、奴才、文警、小人”,“不能把咱们国家带到现代化”。是故他有意培养自己一种“愤世嫉俗的气概”,有时近乎宗教狂热。1955年父亲患病去世后,李敖坚持在葬礼上不磕头、不燃纸、不流一滴眼泪,“独自一人在传统与群众面前表现‘我往矣’的勇敢”。1961年考入台大历史系研究所之后,他更立志要“在环境允许的极限下,赤手空拳杵一杵老顽固们的驼背,让他们皱一下白眉、高一高血压”。青年文人李敖,至此闪亮登场。

然而李敖之成为长久的文化明星、舆论焦点,又绝非单纯的性格产物,他和时代潮流之间的“化学反应”亦不可割裂。青年时代他曾受教于中共地下党员严侨,初蒙左翼思想的熏陶;加之固有的大中华文化观念,对国民党政权借“传统文化复兴”为名、行偏安威权之实的做派自是不屑一顾。而思想导师胡适与殷海光的影响,又使得他逐步从重温“全盘西化”入手,倡导一种基于自由主义价值观的现代文化理念,以抵抗国民党当局的伪儒学“道统”。及至威权政体进入末期,李敖借助大众传媒与商业消费的兴起,将台湾人关于自我身份认知的讨论包裹在对蒋氏父子“家国病”的嬉笑怒骂之中,也因此成为名噪一时的文化商人。在20世纪台湾的时间场中,外来者李敖最终嬗变为独一无二的“李大师”,完成了他的生命体验和自我塑造。

1982年2月,因非法侵占罪被判服刑6个月的李敖走出监狱大门

小字辈李敖与“新文化运动之父”胡适的交往,始于就读台大后师长的引荐,关键事件则是李敖为《自由中国》撰稿。1948年国民党兵败大陆前后,出于关心国是、不满南京政府倒行逆施的动机,以胡适、雷震、王世杰等在知识界著有威望,同时或多或少曾经“与闻国是”的学者型官僚为中坚,兴起了鼓吹政治自由主义、企图在国共之间探索“第三条道路”的尝试。然俟朝鲜战争爆发,美国在地理安全上对台湾的倚重使得蒋介石不必再忌惮国际压力。在“改造运动”的名义下,吴国桢、王世杰、雷震等人或被迫出走美国,或被褫夺政府职务,无论言论与社会活动空间皆遭到强横的打压。胡适虽仍在1957年被任命为“中央研究院”院长,但蒋氏父子对他不过是尊而不亲,视之为学术文化界的一块牌匾而已。蒋经国在阳明山“革命实践研究院”演讲时,甚至公开把矛头指向胡适等人:“大陆就是‘自由’丢掉的,现在他们又来台湾讲‘自由’!”

万马齐喑之中,在政治上为自由主义发声的责任,逐步转移到了以前“总统府国策顾问”雷震为中心的《自由中国》杂志社身上。雷震及其追随者认为,窜奔台湾的结局已经明示了蒋介石一党、一人专政模式的失败;国民党欲在台湾励精图治,就必须尽早结束一党训政,实现自由主义的民主宪政。50年代后期,《自由中国》不独已成为台湾岛内传播自由民主思想的舆论阵地,更有团结和动员自由派知识分子、向组建反对党过渡的潜在苗头出现。到1960年,雷震联合吴三连、成舍我、陶百川、张佛泉、殷海光等72位社会名流和大学教授,开始着手筹组新党,并公开反对蒋介石第三次参选台湾地区领导人。当年9月,《自由中国》杂志社遭到查封,雷震则以“包庇匪谍、煽动叛乱”的罪名被判处10年徒刑,酿成轰动一时的白色恐怖。

雷震案爆发之后,胡适专程从美国返回台北,面晤蒋介石为之求情。但蒋以半威胁的口吻回应称:“胡先生同我向来是感情很好的。但是这一两年来,胡先生好像只相信雷儆寰(雷震),不相信我们政府。”此后胡适饱受国民党御用媒体的声讨,在精神上陷入极度痛苦和内疚的境地。1961年11月,在去世之前三个月,胡适在台北一次学术会议上做了题为“科学发展所需要的社会改革”的演讲,明里大张旗鼓地抨击中国传统文化逡巡不进、因循守旧,暗中影射国民党缺乏现代民主精神,重新回到了42年前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题上。

青年李敖与胡适之间的纽带,除去刊登于《自由中国》的《从读〈胡适文存〉说起》一文外,大体集中于私人交往领域,殊少专门传授。但在自由主义阵营旗帜凋零、胡适溘然长逝前后,李敖痛感胡适的门生故旧正在将他的形象乡愿化,而忽略了其毕生坚持的自由主义主张。因此从1962年初开始,他连续在《文星》杂志发表《播种者胡适》《胡适先生走进了地狱》等多篇文章,开始按照他的理解重构胡适的思想形象。

在李敖看来,胡适在1919年以后有一大得、一大失。得者,他“对国家大事,诉诸理智而非情绪,重实证而反对狂热”,致力于培植“非政治性的学术基础”和“思想自由的批评风气”,从不“为了目的热,就导出方法盲”。胡适对文学革命、新文化运动、寻求独立和长期发展科学乃至民主宪政的贡献,终其一生“没有迷茫,没有转变”,如同“好唱反调的乌鸦,确实具有远见”,是“永不停止追求真理的国中第一人”。失者,胡适虽首倡“全盘西化”,但在随后的数十年间却大开倒车,花费了太多精力在东方学术的考证和辨伪上,“脱不开乾嘉余孽的把戏,甩不开汉宋两学的对垒”,把文史学风带到了“迁腐不堪的境地”。他原本已经指出了“全盘西化”的正途,自己却倒退回去,终究未能在台湾这片文化沙漠中开凿出甘泉。李敖认为,在胡适身上表现出的这种“委曲求全的微意”,充分显示了他是“个自由主义的右派,一个保守的自由主义者”。

童年李敖,摄于北平照相馆

在批评了胡适的调和主义立场之后,李敖笔锋一转,终于亮出自己的锋芒——历数胡适的思想,“只不过是一个‘开放社会’所应具有的最基本必要条件”,“说他叛道离经则可,说他洪水猛兽则未必。甚至在某几点上,我们还嫌他太保守、太旧式”。胡适对蒋介石百般让步,仍不能为当局所容,这是“中国社会的大悲哀”。如今斯人已逝,中国思想界、知识界应当盖棺论定,承认“胡适之是我们的伟大领袖,他对我们国家的贡献是石破惊天、不可磨灭的”;同时也要继承其遗志、继续向前,用“我们的进步”向胡适“投掷我们的无情”。

距离新文化运动爆发整整43年后,李敖以纪念胡适、重提“全盘西化”为契机,明确宣示了反对国民党当局借“复兴传统文化”“端正中国文化本位”之名,行威权统治的自由主义立场。明里是惋惜胡适的保守倒退,个中饱含的则是对逼迫胡适委曲退让的蒋氏父子的尖锐质疑。诚然,此际李敖的行文已经暴露出他立论过于主观独断、力道有余而深度不足的先天缺陷,但敢于在高压之下为胡适仗义发声,已非常人能为之举。这位小字辈也因此在60年代日益走向前台,与国民党政权及其文化代理人展开正面交锋。

1953年,来台自由派知识分子的两位领袖雷震(左)和胡适(右)在闲谈

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胡适研究专家沈卫威在《自由守望:胡适派文人引论》一书中指出:1949年之后,在以胡适为精神领袖的台湾自由主义知识人群体中,有两个显见的核心:其一为由雷震首倡,分别以殷海光和夏道平为两大“文胆”的《自由中国》杂志社;其二则为使李敖声名鹊起的《文星》杂志社。而殷海光身兼胡适门徒、李敖导师、台湾政治自由主义第二代领袖的三重身份,无疑成为“斗士”李敖更直接的引路人。

以研究逻辑学和科学哲学起家的殷海光,自国共内战爆发起即兼任《中央日报》主笔,1948年曾以一篇振聋发聩的《赶快收拾人心》激烈抨击国民党当局的权贵政治和内外政策,因此蜚声海内。来台之后,他成为《自由中国》杂志社鼓吹政治自由主义的头号笔杆子,并时时教导弟子:“一个真正的自由主义者,至少必须具有独自的批评能力和精神,有不盲目权威的自发见解,以及不依附任何势力集体的气象。”为遂其宣传自由主义的初衷,殷海光满腔热情地翻译出版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哈耶克的代表作《通往奴役之路》,并秉持“五四之子”的立场,在“中西文化论战”期间为李敖提供声援。其时他已经因卷入雷震案而被台大哲学系停职停薪,生活、精神双双陷入困顿,然犹以鼓励的口吻盛赞李敖的成名杂文之一、1961年11月发表的《老年人和棒子》:“李敖所指出的问题确实存在于这个社会,并也存在于大家的潜意识层。这一事实经李敖的文章揭露,把大家本来存在于心目中、但却不甚清晰的底片晒露出来,让大家明白了各自心目中这一底片的形状。”

与此同时,李敖正以《文星》杂志为阵地,对沦为国民党御用意识形态的儒家“道统”发动全面论战。《文星》本是“总统府国策顾问”、国民党中常委萧同兹之子萧孟能与妻子朱婉坚在1957年创办的一份综合性月刊,1961年李敖成为主要作者之后,一举将其专事报道文化艺术选题、甚少置喙当下社会的前期办刊方针扭转过来,直指时弊。继公开悼念胡适之后,1961年春天,李敖又以《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病》《我要继续给人看病》《中国思想趋向的一个答案》三篇长文为投枪,将方兴未艾的“中西文化论战”推向了最高潮。

在这三篇文章里,李敖公开指斥中国人有盲目排外的“义和团病”、夸大狂的“中胜于西病”、热衷比附的“古已有之病”、充满谎言的“中土流传病”、小心眼儿的“不得已病”、善为巧饰的“酸葡萄病”、蛊惑人心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病”、浅薄的“东方精神西方物质病”、意识空虚的“挟外自重病”、梦呓狂的“大团圆病”、虚矫的“超越前进病”这十一种常见的落后群体性意识,而其根源又有四端:一为“泛祖宗主义”,被太多历史糟粕所束缚和牵制;二为“浅尝即止的毛病”,不思系统学习西方现代化,只想投机取巧、浅尝辄止;三是“和经济背景脱节”,企图把农业社会的守旧理念原样照搬到现代工业社会;四是“不了解文化移植的本质”,一味强调“中国空间时间的特殊性”,不愿下毅然革命的决心。而李敖为此开出的药方是“一剪刀剪掉传统的脐带……向那些现代化国家直接地学,亦步亦趋地学,惟妙惟肖地学”,“死心塌地学洋鬼子”。

以今日的眼光观之,这番言论实有民族虚无主义的色彩,未免矫枉过正。但在60年代的台湾,它却在不经意间点穿了国民党当局执政逻辑中的二元对立:蒋介石父子“好谈道德和正统”,“把狗肉当作羊肉贩给别人吃”,自己却须时时仰赖美援物资和美国的经济输血,“四维八德十三经二十五史虽多,可是还得靠人家援助”。在政府酝酿的经济复兴计划和政治上的食古不化之间,存在着可怕的张力。在《老年人和棒子》中,他自信满满地对亲近国民党的台湾本省上层喊话:“你们老了,打过这场仗,赢过、输过,又丢下这场仗。”“当我们在奔跑,你们对世界的恐惧,不能把我们吓倒。”“大老爷别来绊脚,把路让开!”相较1948年殷海光带有规劝性质的《赶快收拾人心》,已是毫无掩饰的战斗姿态。1965年12月1日,李敖再度在《文星》第98期发表《我们对国法党限的严正表示》一文,公开质疑当局的党禁政策,终于招来灭顶之灾。5天后,《文星》杂志社与文星书店一道被勒令停业。次年7月,殷海光亦受李敖牵连,不获台大续聘,失去了讲坛这方舞台。

与评价胡适时一样,李敖在回忆录中自谓受教于殷海光的科班学问不多,亦不信他的那套逻辑学,然受其道德人格的感召则受用终身。他盛赞恩师有两大优点,一为“有知识”,知道大江东流挡不住,台湾非得自由民主不可;二为“无政治野心”,能时时维护理想主义的标准,不把自由民主当作争取政治地位的手段。是故当殷海光身陷失去教职、且不被批准赴美国访学的困厄处境之后,自身朝不保夕的李敖仍勉力为老师提供经济支持,并在1967年主动安排殷海光接受胃部恶性肿瘤手术,使癌细胞的扩散被推迟了两年半。

1969年9月16日,殷海光终因胃癌复发,在苦闷和寂寞中与世长辞,享寿不过49岁。直至临终前,他仍坚信:“一方面我跟反理性主义、蒙昧主义、褊狭思想、独断教条作毫无保留的奋斗。另一方面,我肯定理性、自由、民主、仁爱的积极价值,我坚信,这是人类生存的永久价值。”殷氏在著述以外的作风并不以宽容民主著称,相反在公开论战中,还时时有咄咄逼人、不留余地的倾向,这种强硬气质也为李敖所继承。在威权时代台湾一元化的文化环境中,这种斗士姿态自有其特殊的时代意义。而殷海光日后也被誉为“五四之后,除胡适以外,台湾唯一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李敖则自谓是继胡、殷之后的第三代旗手。

需要指出的是,从日后李敖的文论底色和思想倾向判断,他实在是一位如假包换的大中华主义者、传统文化本位者,而不似早年著述中的立场一般,对中国文化嗤之以鼻。但李敖自言他虽有家国情怀,却无蒋氏父子刻意营造的“家国病”。他的倾向统一的立场以及其中的左倾底色,除去少年时代阅读鲁迅作品所获的心得外,很大程度上来自高中时代的语文教师严侨的影响。严侨是《天演论》翻译者严复的长孙,两个妹妹分别嫁给台湾望族鹿港辜家的长男辜振甫与资深报人、台湾记者工会理事长叶明勋,在台湾有着良好的社会关系。1950年,严侨从福州辗转渡海来台,以台中一中的教职作为身份掩护,实为准备策应解放军渡海的先遣人员。但就在同一年,中共台湾省工作委员会的整个机关悉遭国民党特务机关破坏,继而朝鲜战争爆发、台湾海峡成为天堑,严侨遂再不得回返大陆。尽管他的地下党员身份始终不曾暴露,但仍因具有“匪谍”嫌疑,饱受军警特务的骚扰,数度入狱。李敖自言在严侨及其父辈、祖辈身上看到了整整一部中国近代史。恩师口中中共政权与国民党当局截然不同的平等主义色彩,尤其令他心驰神往。受此影响,李敖在少年时代即已对国民党当局鼓吹的“反攻大陆”图景嗤之以鼻。他更相信祖国大陆之于台湾孤岛的向心力:一种合乎逻辑的力量。

1967年,著名历史学家钱穆夫妇应国民党当局之邀,自美国迁往台北定居

至于国民党当局刻意营造出的“家国病”,即所谓“文化反攻大陆”,正是李敖长期讨伐的对象。1950年冬,与李敖曾有私交的史学泰斗钱穆在台北获蒋介石接见,后者允诺自“总统府”办公费下每月拨出3000港元,支持钱穆、张其昀、唐君毅等人兴办新亚书院(今香港中文大学前身)。嗣后在钱穆等人的引领下,云集唐君毅、徐复观等传统派思想家的新亚书院隐隐已成为“文化反攻大陆”的前哨。1958年,四位与国民党当局关系匪浅的新儒家学者唐君毅、张君劢、牟宗三、徐复观在香港联名发表《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极言中国文化不仅有历史价值,在现实条件下同样可以焕发新生,对中国大陆推崇的马克思主义以及胡适等人倡导的欧美自由主义则不无贬损。这一论调与蒋氏父子在台湾鼓吹的“传统文化复兴”“中国文化本位”,可谓不谋而合。尤其是新儒家宣扬中国文化“并无专制传统”,在吸纳西学的基,又恰似在为蒋氏的威权统治缓颊。1967年钱穆赴台后,蒋介石专门拨款在东吴大学校园内为他修筑素书楼,钱穆亦恭维蒋氏“诚吾国历史人物中最具贞德之一人”,遭到李敖的当面责难。

1961年底,在“中西文化论战”的导火索被点燃之后,《文星》杂志以及“李大师”本人针对“家国病”的进攻终于全面开始。早年曾任职于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领有少将军衔的徐复观因为出头攻击胡适是“中国人的耻辱,东方人的耻辱”,第一个遭到李敖的痛斥,称其为“夸大狂的病人”“学林张宗昌”。继而有蒋经国情报系统背景的“立法委员”胡秋原也披挂上阵,在文章中给李敖扣上“胡适的鹦鹉”“文化太保”的帽子。李敖及其论友居浩然索性反其道而行,在1962年10月写出长文《胡秋原的真面目》,指责胡秋原在1933年曾经参与过反对南京政府的“福建事变”,是“与虎谋皮的反动行为”。在“戒严”时期的台湾,指责文人通共无疑是最厉害的杀手锏;将国民党走卒惯用的手法还施其身,无疑是李敖式的机敏。

1962年11月,胡秋原在气急败坏之下,正式向台北地方法院控告萧孟能、李敖侵害其名誉。1963年2月,徐复观也加入战团,声言“如果和解不成”,将亲自向蒋介石举报文星书店出版的《中国现代史料丛书》。《文星》一方也不甘示弱,在依据“刑法”提出反诉的同时,还邀请李敖正式出任《文星》主编。李敖乘胜追击,在1963年7月1日写出长文《为“一言丧邦”举证》,继续攻击胡秋原“不堪造就,竟然老羞成怒,老下脸皮来控告我”,甚至劝告对方“趁早投笔毁容,披发入山”,嬉笑怒骂从容自若。

1988年10月5日,曾为李敖论敌的台湾前“立法委员”胡秋原重返祖国大陆

从1961年底论战全面爆发到1965年《文星》被迫停业,整整四年时间里,李敖以一连串文章对台湾党政要人、学界名流进行了指名道姓的批评。仅其中声明较著者就有:前国民党要员张其昀、陈立夫、陶希圣,“监察院”副院长刘哲,具有文人与政客双重身份的胡秋原、任卓宣(叶青)、郑学稼、陈启天,以及新儒家掌门人钱穆、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毛子水。“家国病”一派亦以《政治评论》《世界评论》和香港《民主评论》三本刊物作为平台,发动言论反击。至1967年,李敖终因早年与严侨谋划偷渡返回大陆的事迹被特务机关侦知,以妨碍公务提起公诉,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被判处1年徒刑、以软禁方式进行。随后又因为他掩护党外政治活动家彭明敏出逃美国、并向国际舆论透露国民党当局迫害政治犯的状况,终于在1971年3月被捕,1972年8月以“台独罪”判处10年徒刑,至蒋介石去世后获大赦出狱,实际服刑5年又8个月。

站在自始至终的“陆统”主义者立场上,李敖从来都视国民党的军事与文化“反攻大陆”为一丘之貉。他断定残山剩水的弹丸之岛根本不可能孕育出任何“再造中华”的思想资源,胜负之数早已在体量差距之中决定。是故无论是蒋介石对新儒家的借重,还是钱穆、徐复观等人郑重其事的发声,在他看来都带有一种反现实的虚妄感,甚至富于喜剧色彩。而他本人竟因蒋介石之死不必继续服刑,则尤属喜剧的最巅峰了。

《文星》时期的李敖,身份不仅限于作家和社会活动家。某种程度上,他首先是当时台湾首屈一指的出版策划人和书商。萧孟能对李敖的题材判断力和“在刀尖上跳舞”的功夫给予充分信任,遂使文星逐步形成了“用杂志强打,使书店上垒,以书店配合杂志运作,形成思想大围标”的系统运作模式。1965年台湾共有22家出版商参加香港国际书展,共展出图书1782种、27400册。其中文星书店虽然仅占210种,实销数却多达24535册,接近台湾参展图书总销量的九成,受欢迎程度可见一斑。1962年李敖与胡秋原的笔战,因情节曲折、花絮不断,直接将《文星》的单期印量由4000册刷新为7000册,对其他图书亦有助推。日后李敖曾不无自得地承认:“文星结束时,我有了一户32坪(约105.7平方米)的公寓房子,这是我生命中的大事。”

除去对经济富足的追逐以外,人近中年,李敖的反威权斗士形象究竟有几分是时势造就,几分又是精心“运营”的结果,同样耐人寻味。尽管李敖在回忆录中对平生相识每多讽刺揶揄,但从少年时代起,他便乐于结交社会名流、政客豪绅,以拓展自己的关系网和知名度。从学界领袖胡适及其门生故旧,到国民党军政要人与其家庭成员,一概过从甚密。《老年人与棒子》一炮而红后,甚至连陈诚也点名要接见这位文坛新秀,和他相谈甚欢。而在《文星》时期的密友中,居浩然是国民党元老、前“司法院”院长居正之子,萧孟能之父萧同兹则是北伐时期的老党员,曾长期掌控国民党宣传机关。这些国民党元老的权势虽未必如日中天,毕竟有资历与声望在握,即使是蒋氏父子也须留出几分情面。公众名望、社会关系与高官长辈的组合形成了一种缓冲,使李敖纵然不得不频繁出入法庭,却少有断送性命的忧患,自有一层隐性的保护罩。

同样由时势造就的还有台湾政坛从70年代开始的“崔苔菁”(即“吹台青”,指拔擢台湾本省籍青年才俊,因其与当红歌星崔苔菁为谐音而得名)进程。蒋经国自知长期经营台湾已成必然之举,故在官员的选拔上也日益倚重本省籍人士。而李敖当年曾经就读、其父也担任过教职的台中一中恰恰是一所本省籍学生占大多数的名校。20多年前与“李大师”同窗就读的发小,其时已有多人位居国民党中高层职位,李鼎彝的学生亦有不少已然平步青云,对当年的同门师兄弟多少会手下留情一番。甚至连卷入“台独”案件的彭明敏,60年代也曾位列“台湾十大杰出青年”,出任“中华民国”驻联合国大会代表团顾问。相较其他既无背景、又乏奥援的白色恐怖受难者,李敖纵使一度身陷囹圄,实际处境依然要好得多,至少不会有真正的性命之忧。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80年代初李敖的再度入狱,究竟是因为国民党当局复行迫害,还是财产纠纷所致,成为一段众说纷纭的公案。1977年4月,自称“不按牌理出牌”的萧孟能为了逃避文星书店结业后积欠的债务,与李敖签下君子协定:“查李敖先生住所所有关于本人之字画、书籍、古董、家具等(文件与信函不包含在内,系本人存寄,托李先生代为保管,未得本人书面之同意,任何人不得领取),均系本人移转给李敖先生以抵偿对其所欠债务者,应该属李敖先生所有。特此证明。”1979年10月,准备前往智利躲债的萧孟能又与李敖签订一份协议,委托对方代管“在台个别或共同之全部与金钱财产有关事项”。然而1980年2月萧孟能与女友王剑芬由智利返回台北,却发现自宅大门已被李敖更换门锁,家中财物被洗劫一空,归属王剑芬所有的另一处房产也被转移至李敖的新婚妻子胡茵梦名下。1981年,萧孟能以非法侵占罪对李敖提起诉讼,使后者再度入狱6个月,但财务仍未能全数索还。随后数年间,李敖屡次雇佣记者、私家侦探和律师,对萧孟能、王剑芬施以层出不穷的“捉奸”恐吓和法律诉讼,终于迫使萧孟能“自承怀疑之错误,并向老友李敖表示道歉”,继而远走海外。在这类财产纠纷上,李敖倒是颇有“全盘西化”的风骨,一厘一毫亦不愿吃亏。

二度出狱之后的李敖,已经察觉到威权统治临近收尾的总体社会氛围,遂再度祭起双重身份:一面以带头大哥的姿态团结党外运动阵营,对国民党行逼宫之势。另一面,他再度祭出《文星》时代的旧章,以《千秋评论丛书》《万岁评论丛书》的名义,发行政治评论月刊以及盘点蒋氏父子“黑历史”的系列论著,再度名利双收。诚如他最喜用以自道的两句陆游看梅诗:“老子舞时不须拍,梅花乱插乌巾香。”可谓尽得风流。

然而后威权时代的李敖,在积累起足够多的财富和足够显赫的名望之后,终于也无法再做到进退从容。一方面,公众舆论的名利场已经由出版业转移至电视行业;不能忍受掌声零落的“李大师”遂也频频出镜,迅速透支了积半世之功营造的神秘感和个人光环。另一方面,本土主义的日渐做大,使得台湾本位主义的核心命题,渐渐偏离了中国大历史的流向。始终以大中华主义者自居的李敖,最终也只能以游戏的心态,在“立委”“市长”乃至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中张扬其政见立场。昔日由时代和潮流造就的传奇人物李敖,终于也倒在了时代的沙滩上,成为背景:毕竟,距离他以少年英雄的姿态横空出世,已经过去50多年光阴了。

(参考资料:李敖:《传统下的独白》;李敖:《李敖回忆录》;陈正茂:《从胡适到雷震、殷海光:自由主义在台湾的浮沉》;高华:《论六十年代初台湾中西文化论战中的李敖》;张耀杰:《李敖与萧孟能的“快意恩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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